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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絲綢之路與陸權之爭
未來的中國戰略，可以用“東防西擴”、“合縱連橫”來形容和定義來源：《投資時報》文｜陳功遼寧號航母的一聲鳴笛，宣告中國開始進入瞭海洋新紀元。多少人的期盼，多少代的理想，終於似乎要實現瞭。航母是國傢資源的象征，維持一支航母編隊所需要的資金極為巨大，“裡根”號“尼米茲”級核動力航母的造價超過50億美元。有人做過粗略統計：“尼米茲”級航母航行1小時要支出6萬美元，僅這一項開銷每年就可能超過5億美元。一艘美國“尼米茲”級航母的建造費用約為50億美元，算上配屬艦艇、艦載機、人員開支、日常消耗和訓練等費用，從服役到退役，一艘航母總共會吞掉約330億美元。此外，一個航母編隊每年的維護費用，也高達20億美元左右。美國計劃建造的“福特”級航母，單艦成本即高達120億美元。一旦你真正進入海洋，一個海權主導的時代就已開啟，而這個海權主導的時代意味著巨大的資源投放以及代價高昂的國傢戰略取向，這一切令人不能不謹慎以待。在亞洲大陸的腹地，納紮爾巴耶夫大學成立於2010年，由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倡議成立並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中國國傢主席習近平在納紮爾巴耶夫大學發表的題為《弘揚人民友誼共創美好未來》的重要演講震動瞭世界，讓古老的絲綢之路再度引發瞭關註。習近平提出，為瞭使歐亞各國經濟聯系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我們可以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由此作為起端，新絲綢之路幾乎在轉瞬之間，從少數學者的辦公室研究，走向瞭社會大眾，人們似乎突然發現，大陸的魅力並非隨著歲月削減，相反它正在重新喚醒人們的想象力。問題在於，從戰略的角度來看，海洋與海權相關聯，大陸與陸權有聯系。中國在世界上是一個典型的陸海復合型國傢，始終面臨陸海兩個方面的壓力，尤其是清朝以來，“塞防”和“海防”危機深重，兩個方向都防，最後哪個也沒有防住，使得清王朝最終走向瞭崩潰。因此未來的中國，是否有可能同時在陸權和海權兩個領域同時展開自己的全球競爭，這是值得研究和探討的重大問題。中國從來不是海洋帝國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從來不是一個海上強國，從來不是一個海洋帝國。很多人對此會以“鄭和下西洋”的例子來反證這個觀點的“錯誤”。其實，中國先人的幾次遠洋航行與海洋帝國畢竟是兩碼事，一個重點在“航行”，一個重點在“帝國”；一個重點在“技術”，一個重點在“制度”。因此用“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成就來證明中國是一個海洋帝國，實際等於是在用互不相及的兩者互證，可謂謬之千裡瞭。與歷史時空上偶然出現的航海成就相比，由於地緣因素的使然，中國的大陸貿易歷史可謂長久，而且早早形成瞭機制化的普遍社會成就，從文化到藝術，從科技到貿易，甚至國防和帝國制度，都與大陸貿易相關，因此大陸貿易才是推動組成、構成中國若幹帝國朝代的重要基業。從地理角度來看，中國雖然是一個陸海復合型國傢，但長期以來，地理因素促使中國的經濟重心傾向於大陸貿易，中國的歷史、文化以及國傢治理體系均與此有關，而與海洋的關聯度不高。改革開放以來，西學東漸，影響日益增大，令世人滿眼皆是蔚藍的大海，而中國也確實從沿海地區的開放當中得到瞭相當大的益處。不過，我們也必須註意到，在這個過程中，中西部與沿海的發展差距已經被拉大到一個不容忽視的地步，僅僅依賴於國傢的轉移支付體系，由面積狹小的東南沿海地區支撐整個浩大廣博的中西部地區發展是否足夠，這是大有疑問的問題。此外，國傢安全環境的壓力，也清晰地來自於陸海兩個方向，而不是沿海一個方向。所以現在的中國是時候反思，中國作為一個陸海復合型國傢，是否應該擁有一個齊頭並進的“雙車道”發展戰略，避免在海權競爭這一“單車道”上，一條路走到黑。新陸權理論的核心一個國傢的強大，必須依靠開放。兼容並蓄可以走向強大，唐宋文明也是一例。唐宋盛世時期的情景，迄今為人所津津樂道，這是因為唐宋極大地汲取瞭橫跨歐亞的大陸貿易精華，創造瞭盛世。一個相反的例子是明朝，執行的是閉關鎖國的政策，結果導致國傢僵化，高度集權的同時，也失去瞭國傢競爭力，所以明朝實際是一個反例。開放導致系統兼容性，導致國傢強大，這是沒有疑問的，關鍵是向那個方向開放？長期以來，中國的開放面向的是西方發達國傢，在西方視角中，中國是他們眼中的“新興市場”。中國現有的經濟和社會理論體系以及學說，絕大多數都是與此相關的。如果我們從另外一個視角審視問題，從中國本體的角度出發來看待“新興市場”，而不是盲目跟隨西方的目光，那麼我們就會發現“新興市場”的定義，恐怕需要重新改寫，中國的市場開放將會出現新的方向，中國的大陸貿易理論將會在一千多年後的今天重新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對中國而言，具有高度價值的新興市場，實際是中亞、中東、非洲和東盟國傢，這是中國的“新興市場”。其中，中亞、中東和非洲由於存在豐沛的戰略資源，對中國尤為重要，而這一線恰恰是古代的“絲綢之路”，也是習近平總書記近期所強調指出的“新絲綢之路”。有必要略加解釋的是，“絲綢之路”是一條橫跨歐亞的地緣貿易網絡，這是一個區位概念。所謂“新”指的是歷史時空的對比，而“新絲綢之路計劃”，最早是在上世紀80年代由聯合國提出的發展計劃，美國在9·11之後的阿富汗戰爭後期也借用瞭這個概念，但他們將重點放在瞭阿富汗。總體來說，“絲綢之路”無論古今都是覆蓋這一地區的地緣跨國貿易線路，而在這一線上，由於世界地理區位的原因，自古中國就居於主導地位。從開放到大陸貿易，從大陸貿易到地緣貿易軸心，再到陸權競爭，這是陸權理論的基本內容。在世界貿易的大格局中，大西洋(600558,股吧)貿易軸心最早出現，在這條貿易軸心的周圍，都是工業革命之後的傳統西方發達國傢，如北歐、英國、歐洲各國以及加拿大和美國，他們的強盛因工業革命而起，基本均靠海權立國並走向強大。從近代至現代，在世界的另一側，還存在一個太平洋(601099,股吧)貿易軸心，這條貿易軸心因亞洲“四小龍”的出現而世界知名，自上而下，從韓國到日本，再到香港、臺灣和新加坡，他們因跨國貿易以及產業轉移而興起，走向現代化。在中國版的世界地圖上，一左一右，這樣兩條全球性的貿易軸心及其經濟活動總量，毋庸置疑地顯示著地緣意義，隻是人們通常並非采用這樣的方式看問題，往往加以忽略。如果我們放眼未來，與大西洋貿易軸心和太平洋貿易軸心相比，實際上歷史上還存在著橫跨歐亞大陸的第三條貿易軸心，這就是絲綢之路貿易軸心。這條絲綢之路在歷史上曾經連接過強大的波斯和強大的中國，他們的存在幾乎就是世界的存在。而唐宋文明的發育，更與古絲綢之路有關。現代“新絲綢之路”的潛力同樣不容小覷。在這條古老貿易軸心的西側，有著世界上最大儲量的石油以及礦藏資源；在這條古老貿易軸心的東側，則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品制造大國—中國；夾在中間的絲綢之路國傢，大多是資源豐富而經濟總量低下的國傢，擁有強大的潛在購買力和市場。一旦互通貿易，古老的絲綢之路恢復活力，沿線國傢的經濟水平整體提升，則大陸貿易的強大優勢必將重新顯現，新絲綢之路國傢的經濟實力必將重新震撼並影響整個世界。因此，未來的世界，有可能出現的將是三大貿易軸心，而不僅僅是傳統的大西洋貿易軸心和太平洋貿易軸心。值得註意的是，在整個世界當中，隻有中國位居兩大貿易軸心的中間位置，筆者相信這才是中國未來雄起的真正原因。當然，“新絲綢之路貿易軸心”的出現並不容易，其中必然涉及到來自世界各個方面的激烈競爭，這就涉及到陸權問題。陸權，指的是大陸區域的多方位跨國競爭。沿著絲綢之路，從古到今，陸權競爭始終存在，而且異常激烈。以高原之上的阿富汗為例，夾在俄羅斯和跨洋而來的美國之間，但倔強的阿富汗人，始終沒有屈服過，導致所有先後進入阿富汗的世界列強均處於進退維谷的狀態。事實上，從古至今，除瞭歷史上的中國之外，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傢真正拿到過陸權，而在開放文明趨勢下的今天，未來也不大可能有哪個國傢能夠拿到陸權，最多能拿到的隻可能是在某種程度上的主導權。在新絲綢之路貿易軸心的陸權競爭中，由於地理區位以及產業特點，中國相對而言，是未來最有希望拿到某種程度主導權的國傢。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因為中國是新絲綢之路國傢的主要市場，無論是礦產品還是石油，中國都是主要的買方市場，屬於主要的需求方；二是中國經濟的連年高速增長，為中東國傢資本提供瞭很好的投資市場；三是中國是世界性的消費品生產大國，而中國的優勢產出品恰恰也是新絲綢之路沿線國傢所急缺的商品；四是中國長期以來沒有介入當地的戰爭，在世界上屬於和平的力量，相對容易為該地區錯綜復雜的各種勢力所接受。因此，現在的中國，實際處於最有利的陸權地位，隻要中國自己的戰略正確，戰略時機把握得當，審時度勢，勇於進取，則中國以及新絲綢之路國傢都將會因世界上的這一“第三條貿易軸心”的興起而大為受益。大陸貿易是一種歷史久遠的地緣貿易形態，隻是由於歷史時空因素以及國傢盛衰的原因，長期為人所忽略。其實，相對於現代興盛的海洋貿易，大陸貿易的歷史更為悠久，人類的中心就在這裡，東西方歷史上最華麗的篇章也在於此。值得註意的是，在全球經濟帶中，隻有絲綢之路屬於大陸貿易，因此新絲綢之路是極特殊的地緣貿易軸心。非洲的經濟中心主要分佈在非洲大陸的東西兩岸，這是西方海權國傢所塑造出來的現實。美洲也是如此，借助海洋，形成貿易通道。隻有中亞和中國的貿易，自古至今都在大陸上進行，形成瞭獨特的地緣大陸貿易網絡。中國未來的重大挑戰之一，就是要解決好大陸貿易和海洋貿易的沖突，這個問題如果處理的好，實際可為世界樹立一個發展典范，重構一個發展體系，中國有機會藉此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核心國傢。新陸權與中國城市如果我們從理論回到現實，在新陸權理論當中，中國的城市有什麼樣的發展機會？這個問題是必然要提出的。我們可以概略地從五個方面來看這些現實問題。第一，金融與貿易系統的建設。從古至今，地緣大陸貿易軸心的建設都與金融和貿易密切相關。貿易與金融是密不可分的，沒有金融，貿易的規模不可能很大；沒有貿易，金融將會失去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所以完善的金融體系不但是地緣貿易網絡所必需的，也是陸權競爭的重要資源和推手。所以，未來的“新絲綢之路”發展必然會涉及到大量的金融體系建設問題，誰能夠在這個領域獲得先機，誰就將掌握陸權競爭的主動權，甚至主導權。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幣的優勢地位逐漸建立起來，當今的中國，正處於一個金融大發展的時期，非常有利於中國西部城市推進金融體系的建設，關鍵是中國的中西部城市，要有一定的先知先覺，戰略決策以及產業規劃必須要到位。第二，城市開發建設。由於中西部地區的地理特點，中西部城市發展的密度與東南沿海有著很大不同，呈現出節點分佈的特征。實際上，這也是歷史上的黃金準則，在中西部不大可能呈現密度很高的城市梯次發展，而是要重點建設節點城市，在人口相對稀少的中西部，實現以點帶面式的發展。第三，社會秩序與安全環境建設。大陸貿易面臨復雜的社會環境，這種社會環境的差異極大，沖突較多，矛盾很多，但自古以來，盛世朝代的解決之道，依舊是有效的。最主要的就是兩點，一是秩序，二是效率。穩定的社會秩序，總是有利於貿易的進行，變來變去的政策，非常不利於商業活動的進行。而安全環境的問題，其實就是一個政府管理的效率問題，中國自古以來通常都是依賴少數軍事力量就實現瞭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第四，平等發展尤其是種族平等的社會建設。社會建設是中西部的大問題。唐宋時期都有大量外族人口居住於中國各地，他們不可能生存於一個歧視性的社會環境當中，而隻會融合於一個健康的、欣欣向榮的社會當中。第五，自治與協議體制的建設。城市建設和城市管理，如果要在降低城市成本的基礎上尋求發展，就必須建立健全自治體系。從中國古代絲綢之路的發展史來看，自治同樣也是極為重要的經驗之一。在中國的現代社會，自治精神同樣煥發出瞭魔力，比如在廣州就有20萬非洲人的社區，他們通過自治實現瞭社區管理，並未給城市增加多大的負擔，但卻在中非民間往來的領域中扮演瞭極為重要的角色。第六，區域發展的戰略方向應該是向西而不是向東。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在發展上存在的一個大問題就是，發展模式上在模仿東南沿海城市。無論是建築還是規劃，無論是產業還是管理，中西部地區的城市都沒有自己的特色和思路，它們隻是試圖將東南沿海的城市復制到中西部，這樣的戰略思路是沒有前途的。新絲綢之路的概念提出後，尤其是在中國國傢主席習近平對此加以強調之後，獲得瞭極大的重視，在中西部地區引起極大的反響。今後的問題在於，中西部城市必須在各自的戰略規劃層面進行調整，過去是向東看，今後是要向西看，隻有這樣才能適應未來的發展，才有可能在新絲綢之路的發展大潮中，贏得重大發展機遇。改變國傢戰略中國適時改變戰略，關註自己理所應當關註的各個新興市場，這是中國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抉擇。未來的中國，其基本的戰略可以用“東防西擴”、“合縱連橫”來形容和定義。“東防”指的是，在中國的東南沿海，應該采取積極防禦的對策，面向數百年來在海洋積極進取、擁有強大的理論和海洋實力的西方國傢，中國采取積極防禦的戰略是可取的，也是客觀的。“西擴”，指的是中國面向西部，在整個橫跨歐亞的大陸上采取積極擴張的戰略，利用自己的市場優勢和產業優勢，爭取區域一體化發展，並在這一進程中謀求大陸貿易的主導權。讓中國重新成為世界的中心，關鍵取決於此。（作者系安邦咨詢首席研究員）
新聞來源http://news.hexun.com/2014-02-10/161997950.h房屋二胎免費估貸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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